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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以对伊朗施加最大经济压力、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的所有途径并打击其相关影响为核心目的，围绕伊朗石油、石化产品贸易及金融服务领域，对相关个人、企业和关联船舶、船东等主体实施制裁。自2025年2月起，美国财政部OFAC以购买、运输及销售伊朗石油、支持黎巴嫩金融团队的制裁规避网络、向伊朗提供电机、参与伊朗革命卫队（IRGC）采购网络等为由，将位于阿联酋、土耳其、中国、印度、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大量第三国企业、个人和船舶列入SDN清单，目前已累计将159名中国个人及实体列入SDN清单，其中包括140个实体和19名个人，制裁依据包括第13902号行政令、第13846号行政令、《伊朗金融制裁条例》（IFSR）、《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者制裁条例》（NPWMD）和《全球制裁条例》（SDGT）。受制裁企业基本贯穿了业务全链条，所处行业分布极为广泛，包括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造、石油及制品批发、贸易代理、装卸搬运和仓储业、客运港口、水上运输辅助活动、货物运输代理、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专业咨询与调查、化学试剂和助剂制造、化工产品批发、合成纤维制造、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电子电路制造、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等。

　　涉伊朗的制裁项目已成为美国经济制裁体系中具有系统性、持续性和战略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呈现出鲜明的全链条打击特征。从上游的伊朗石油“影子舰队”运输环节，到下游的原油终端买家，再到为之提供金融结算、融资服务的“影子银行”网络，最后延伸至支持伊朗军事工业的关键供应链（例如导弹推进剂、碳纤维、无人机零部件的中国供应商）。2025年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行动在全年高频次、多轮次推进，明确以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2》为驱动，呈现出清晰的递进式升级路径。

　　第三国主体因开展涉俄业务被列入SDN清单主要集中在2025年1月，美国前任总统拜登在卸任之前密集发布了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2025年1月10日美国财政部OFAC以限制俄罗斯石油收入为由指定150多名实体和个人，将183艘船舶列为被冻结财产，同日美国国务院对近80名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本轮受制裁主体涉及大量位于阿联酋、印度、越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塞浦路斯等第三国企业、个人和船舶。随后1月15日，美国又以协助俄罗斯规避制裁为由再次对第三国主体采取制裁措施，总计64个中国主体（63个实体和1名个人）受到美国单边制裁被列入SDN清单，制裁范围涉及能源设备、船舶贸易、石油运输等领域，受制裁企业所处行业包括海底管道运输、陆地管道运输、远洋货物运输、金属船舶制造、通用设备制造、生物药品制造、金属成形机床制造、滚动轴承制造、贸易代理、工程技术与设计服务等行业。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于2025年内未再以涉俄制裁为由进一步制裁中国企业。

　　综上，2025年美国经济制裁在不同战略方向上呈现出差异化特征，在伊朗议题上实施持续性高压，而在俄罗斯相关议题上则采取服务于外交谈判的弹性施压。在涉伊朗制裁方面，美国显著加大对参与伊朗石油贸易的第三国实体（包括港口、炼油厂、贸易商及相关金融网络）的次级制裁力度，通过高频次、多轮次更新SDN清单，试图打击伊朗石油收入并向与伊朗合作密切的第三国施压。在涉俄罗斯制裁方面，美国政策略则体现出显著的工具性与交易性，制裁被明确用作推动俄乌和谈的筹码，例如在10月对俄罗斯两大油企实施制裁，同时在已披露的“和平计划”中又包含解除制裁的潜在安排，这使相关第三国企业面临的制裁风险与谈判进程紧密挂钩。

　　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又于2025年2月4日签署了针对伊朗的《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2》[4]。根据备忘录内容，美国认为伊朗的行为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对伊朗政权施加最大压力，迫使其结束核威胁、削减弹道导弹计划并停止对恐怖组织的支持，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备忘录指示美国财政部长、国务卿、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商务部长和司法部长从制裁、出口管制、司法行动、盟友合作等角度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重启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对伊朗实施的极限施压系列举措。

　　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极限施压政策中，明确提出限制伊朗向亚洲国家出口石油，此外影子舰队作为伊朗石业灰色市场交易实施者一直是美国政府重点打击的对象。2025年2月6日对伊朗启动的首轮制裁就聚焦协助伊朗原油运输企业和船舶，位于印度、阿联酋和中国的共计6名个人、9个实体和3艘船舶受到制裁，其中4家中国企业和1艘中国船舶在本次制裁中被列入SDN清单。3月20日美国发起针对伊朗的第四轮制裁，将位于英属维尔京群岛、利比里亚、巴拿马、塞舌尔、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13个实体、1名个人和8艘船舶增列至SDN清单， OFAC首次将制裁对象扩大到购买伊朗石油的第三国炼油厂，表明美国针对伊朗石业的制裁开始向下游环节追溯，后续直接购买、存储或精炼伊朗原油和石油的第三国炼化和仓储类企业，受到美国次级制裁风险将进一步加大。之后美国频繁利用第13902号和第13846号行政令授权，密集制裁参与伊朗石油出口、影子舰队运输的主体，多轮行动中大量第三国企业、码头运营商、船舶管理公司以及“茶壶”炼油厂被列入 SDN 清单。

　　2025年美国对俄罗斯能源制裁以削弱其财力为核心，聚焦石油贸易流通环节。1月10日，OFAC指定150余名实体和个人、冻结183艘船舶，国务院制裁近80个主体，覆盖俄罗斯两大石油生产商、运油船舶等，同时制裁支持俄罗斯能源出口的第三国主体。[8]1月15日，OFAC以规避制裁为由制裁31个中国实体及1名个人，重新指定100家已制裁实体。[9] 10月22日，OFAC根据第14024号行政令，将俄罗斯石油公司（Open Joint Stock Company Rosneft Oil Company）和卢克石油公司（Lukoil OAO）及其数十家附属公司同时列入SDN清单，同时发布4项通用许可证授权相关合规交易，旨在切断俄罗斯石油出口融资渠道。此举是美国特朗普总统第二期任职以来对俄罗斯实施的首次制裁措施，重点聚焦涉俄油气行业。[10]

　　在实施制裁理由以及协同制裁行动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目前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信息收集、证据固定以及情报共享机制。对第三国企业实施制裁的理由从俄乌冲突最初的协助规避、提供物资等概括性原因，逐步具体化为供应特定设备、提供融资渠道、进行终端采购、承运违禁货物等一系列可被独立核查与认定的事由，其目的在于通过累积并公开这些具体行为事由，在第三国实体和违规行为之间建立明确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从而为实施具有域外效力的次级制裁构建合法性基础。

　　2025 年 6 月 30 日，特朗普总统发布第 14312 号行政令，撤销了此前对叙利亚实施的全面制裁行政令，但同时扩大了第 13894 号行政令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以便继续对巴沙尔·阿萨德等实施制裁。8 月 25 日，OFAC 发布最终规则移除《叙利亚制裁条例》。11月10日，美国国务卿鲁比奥（Marco Rubio）宣布暂停实施《凯撒法案》强制性制裁。同日，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和商务部发布《针对叙利亚的制裁与出口管制豁免》。

　　在当前日益复杂的国际经贸与地缘政治环境下，经济制裁的实施机制呈现出明显的演进特征，其重心日益转向采用次级制裁这一具有高度扩展性的工具。作为运用次级制裁的核心推动者，美国近年来通过一系列法案与政策动议，系统性拓展其管辖边界至第三方实体，其重点在于对与俄罗斯、伊朗等国能源领域维持正常商业往来的国家及企业，施加包含二级关税与交易限制在内的一系列次级制裁措施，可能对全球能源贸易结构以及与相关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产生深远的连锁影响。面对国际制裁形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企业的应对策略须进行同步升级。

　　根据OFAC官方指南，受美国管辖的组织，以及在美开展业务、与美国人存在业务往来、使用美国原产商品或服务的外国实体，采用基于风险的方法来遵守制裁规定，制定、实施并定期更新制裁合规计划（SCP）。企业应该结合业务和产品涉美情况根据需要搭建完善的制裁合规体系，包括管理层承诺、风险评估、内部控制、测试和审计以及合规培训。同时需建立制裁形势动态跟踪机制，根据国际制裁政策调整、业务范围拓展，持续优化合规管控流程与防控措施，确保体系的适用性和前瞻性。

　　具体而言，企业需首先全面梳理国际业务所涉的各类制裁法律法规、监管要求及合规义务，明确自身的合规边界。其次，搭建国内外制裁政策、形势走向的动态监控追踪体系，通过委托专业律师协助定期梳理或者使用第三方舆情监控工具等方式，实时监控制裁清单更新、制裁范围调整等关键信息。再次，精准识别主营业务、核心产品的制裁风险来源（如涉美连接点、国别制裁风险、行业制裁风险等）。最后，在业务推进的核心节点（例如项目立项、合作洽谈、合同签署前），建立标准化的制裁风险前置评估流程，对风险等级进行分级，明确风险缓释措施，未通过评估的业务不得擅自推进。

　　针对国际化商业活动中的高风险场景（重点包括中东、远东、拉美等制裁高风险地区，以及能源、航运、国际贸易、先进制造、金融等制裁敏感行业），企业需建立全链条、穿透式的尽职调查与合规审查机制，防范间接违规风险。审查范围需覆盖交易全流程相关主体，包括但不限于交易相对方、供应商、下游客户、经销商、中间收货人、最终收货人、最终用户及其所有关联方。审查深度需突破表面股权关系，穿透至最终受益所有人，全面核查其是否被列入SDN清单等各类制裁黑名单，是否存在规避制裁的潜在行为。同时，所有尽职调查、穿透审查工作需形成完整的书面记录，实现流程留痕、责任可追溯，防范因不知情为制裁违规行为提供间接支持，进而被牵连受到美国制裁或承担违规法律责任。

　　在大国博弈的宏观背景下，企业可依托双循环架构，重点关注公司治理、供应链筹划以及知识产权布局等核心问题，通过搭建事前防御及风险隔断体系，全力稳固海外市场份额。具体而言，建议企业仔细梳理自身对涉美资源的依赖程度、国际化布局现状及未来战略规划，重新评估搭建双循环架构或实施品牌拆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明确核心事项，包括预期达成的商业目标与风险隔断效果、可实现的业务剥离程度、架构筹划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各类隔断障碍等。

　　企业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可能会面临自身、下属子公司、母公司、合作方及相关服务机构（如金融机构、物流货代企业、船舶运营方等）被调查、被列单的突发事件，对此需提前建立健全重大制裁风险事件应急应对机制，实现“快速响应、分工明确、处置合规、风险可控”。一是明确应急组织架构及各部门职责，组建由合规、法务、业务、财务等部门组成的应急小组；二是制定标准化应急处置流程，明确风险识别、应急启动、交易暂停、内部核查、外部沟通（例如对接监管机构、聘请专业合规顾问）、后续整改等关键环节的操作规范；三是建立应急资源储备，包括合规专家库、外部律师资源等，确保事件发生时能够快速获取专业支持；四是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检验机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并及时优化完善，最大限度降裁事件对公司业务发展、资产安全、人员安全及声誉形象造成的冲击。

　　最后，如果企业不慎被列入美国出口管制与制裁黑名单，可通过协商移除与诉讼移除两种合法路径争取解除限制。协商移除是最常用的主动救济方式，企业可以根据美国黑名单主管部门规定流程，提交书面移除申请，明确基本信息、列单依据、申请移除理由（例如已纠正违规行为、原制裁依据已不复存在、存在身份误认等情形），配合机构完成多轮资料核实与审查，全程需留存完整沟通及佐证记录。诉讼移除则是协商无果后的司法救济途径，企业可以向美国相关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质疑列单行为的合法性、程序公正性，重点举证列单决定缺乏事实依据、未遵循正当程序或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但是诉讼移除流程复杂、耗时久、成本高，且对证据的完整性、专业性及法律论证能力要求极高。企业需要综合自身处境、列单原因、证据储备等情况，在专业律师指导下选择最适配的救济路径。除此之外，在列单业务受限期间，也可以通过向列单主管机构申请相关临时许可的方式解决美元结算受阻等“燃眉之急”。

　　当前，地缘政治博弈持续升级，美国经济制裁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不断攀升，次级制裁的泛化与拓展，进一步加剧了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合规压力。2026年，制裁措施更趋精准、规则愈发复杂，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将制裁风险防范置于经营发展的重要位置。制裁风险的应对从来不是被动的事后补救，而是贯穿业务全流程的主动布局，企业唯有将合规理念深度融入战略决策、贯穿业务各环节，才能有效抵御各类制裁风险。未来，企业仍需保持对国际制裁形势的高度敏感，动态优化合规管控措施，将风险防范转化为常态化经营动作，才能在复杂的外部经贸环境中实现高质量国际化经营。

　　景律师近年来为众多大型央企及知名上市企业就美国、中国、欧盟、日本、韩国等主要国家的出口管制与经济制裁合规提供各类专项法律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替代供应链筹划与合规性评估、开展出口管制与经济制裁合规风险尽职调查，撰写风险评估分析报告，编制合规指引，搭建出口合规体系（ECP）等。面对国家不断加快推进涉外领域立法，随着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长臂管辖等涉外法律法规体系的不断完备，景云峰律师近年来为众多大型国有企业及国际知名企业就中国反制措施与国家安全法律合规管理领域提供相关法律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