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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科彭湃老师及其团队对研究生考试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对考研报名人数的连续下降提出了理性选择、即刻就业等观点和见解。但无论如何，考研仍是很多学生的重要出路，一是出于个体志趣和职业资格要求，需要“提学历”；二是实在迷茫或难以就业，确实“没办法”，等等。我所在教的班级都是师范生，每次上课前，放眼望去，几乎都是“三大考”的东西，有人专攻一路，有人都要试试，他们忙得不可开交，好像不是他们需要我讲课，而是我需要他们配合我上课。我时常问道：你们没想过别的出路吗？高等教育给你们的应该是多样性，不是确定性。

　　他们或表示真没想过，或回应我：试不起。普及化阶段的学历通胀，天下英雄如过江之鲫，在“史上最难就业季”连续四年的持续“攻击”下，他们似乎无可选择，指望不上高等教育带给他们一份“体面工作”，更不要说什么“改变命运”了，他们所以坚持与配合，所求只是一张毕业证，因为考试和就业最需要这个“证明”。极度焦虑迫使他们自己给自己找出路，自己忙自己的那一套，还要配合我们完成培养计划的那一套。我生怕他们说一句：老师，你别说话，别耽误我学习。事实上，这样的话，我已经通过给他们讲课时的一个个脑瓜顶“听”到了，他们无暇看我，尽管他们还总说我的课是比较有意思的了。

　　2024年9月，《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就明确指出，保障就业是相关各方主体的重大责任。诚然，我们绝不能苛求高校完全为学生解决就业问题，但高校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学生的就业呢？学生学习四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加上透支身心健康的十几年应试基础教育，在走出高校、进入社会的那一刻，高校还有允诺、兑现的能力吗？这一年，我最为审慎的举措就是不轻易干涉学生，因为我无法承诺让学生完全听我的、服从纪律管理，比他们出于关心自身前途命运的考试、工作的选择更具价值，我不能仅仅为了执行那一套而执行那一套，毕竟学生本身才是目的。2025年8月，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方案（2025—2027年）》（以下简称《调整方案》）提到，实施存量学科专业优化行动，对社会需求明显不足、培养质量下滑、办学条件不足的学科专业点进行预警并提出整改要求。不出意外的线年的新生人口数量很可能还会降低。怀进鹏部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小学在校生规模已在2023年达峰，初中阶段预计2026年，高中2029年，高等教育2032年达峰。这是一种不可逆的时代走向，我身边的师范类专业受到极为明显的冲击。我们这些有基础、成型了的专业把学生招进来，满足了办学、教学主体的需要，但必须要考虑能否满足学生发展的现实需要，大面积的低质量文科专业，与社会错轨、脱节的专业，有必要考虑能为学生提供什么的问题。这不是盲目乐观的时候了，一些民办高校、传统专业招生遇冷、多轮征集志愿而无果的现象，在2025年已数见不鲜。

　　黄福涛教授基于三轮国际学术职业调查数据，系统分析了全球范围内大学教师职业满意度与工作压力感知水平的长期变化趋势。其部分结论为：学术职业整体吸引力普遍下降，40岁以下青年教师普遍面临更高的职业压力和职业不确定性。如果说如今的“青椒”还能克服物质待遇方面的困难，那么，职业压力所带来的精神焦虑则是不那么容易缓释的。这种压力集中体现在教学、科研方面，我也是这种压力的承受者，所见诸多同行亦然，不禁总是生发疑问：高校还能给青年教师承诺促进职业生涯发展，使其成为有获得感和幸福感、备受尊敬的人吗？

　　其二，科研的“生死线”。张应强教授认为，高校总体上是在行政职能部门主导下按照行政逻辑运行，由此表现出鲜明的行政化特点，学术权力发挥作用的渠道比较有限，积极性也不高。这一年，多有体会。在科研竞争方面，青年博士很多时候并没有明显的优势，因为决定结果的并非能力这一个因素；在科研考核方面，地方院校有过度依赖考核手段、盲目拔高考核标准、脱离真实学术环境的问题；在科研支撑方面，青年博士感受更多的恐怕就是从读博院校进入工作单位后的“落差”。

　　按照阿什比的说法，大学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一是要从纵向的时间线上看大学，二是要从横向的空间线上看大学。从中世纪大学到如今的复杂多元大学，如果不给社会与时代做出承诺、兑现承诺，恐怕这个“发明”早就绝迹了。2025年1月，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设自强卓越高等教育体系、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等，以此发挥高等教育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龙头作用。什么是强国建设的“龙头”？那必然是具有引领、带动、示范作用的“时代先锋”，需要给社会最大化地贡献自己的力量。

　　高校能给如今的社会很好地承诺什么吗？其一，培养和输送人才。从各种量化指标来看，我们必须承认，各类高校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我们确有必要像德里克·博克那样来思考一下：我们真的把高校培养学生方面的潜能最大化地发挥出来了吗？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有必要深究一下，它对我们直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这一“黑箱”多少有点儿启发意义。那就是，我们似乎在“自以为”。通过高等教育给学生颁发资质，然后设定必须有这个资质才能考学、考试和工作，然后将这种“成就”归结到高等教育身上，这足够科学吗？这是不是意味着，那个资质才是最重要的？而它的重要性是我们预先设定、事后认定的？资质背后的东西呢？那是不是才更该是价值？这种行动逻辑，很容易让我们忽视过程，而没有过程，就不会有质量，因为质量是生长的。这才是症结所在，也是李延保教授对本科教学评估很深刻的认识，即那些难以把握或量化的，往往是最重要的，不够刚性的指标才更“刚”。

　　其二，创造和积累知识。头部高校一定是有他们的作为的，因为每年教育部盘点工作清单时，都会说到高校，尤其指研究型大学或“双一流”高校对科技发展的重大推动作用。在地方高校，我不得不很诚实地表露心迹：我们一些项目其实是没有知识价值的，一些横向也是不得不为之，它更多地服务于指标化建设、人事管理及教师晋级，如果在这方面的支出妨碍了教育教学工作，那实在是令人失望的，即便没有，也不可摆脱这是一种相对精致的“”的指责。

　　其三，引领和推动时代。有人怀念和歌颂大学的“保守性”，认为这种绵延千年的机构的生命力精髓，就在于此。其实不然，这种保守，关键是说它永远作为社会的良心与文明的灯塔，不可替代也经久不易。但在服务国家战略、区域发展、时代进步方面，它永远应该面向和承担新的使命。2025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明确强调了人工智能对新时代人们生产生活方式重塑的深刻影响。年初的DeepSeek爆火，就是明显的一例。2025年11月，教育部教师队伍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发布《教师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指引（第一版）》，对教师使用人工智能进行了场景指引与规范指引。但是，由于惯性、惰性、保守性的存在，高校现在还很难像敏锐感知市场的企业主体一样，对外部的信号做出积极的反应，所谓的智能化平台成为迎合潮流的“样板间”，连推行无纸化办公、减轻教师工作量都举步维艰，教师还得“跑断腿”地到现场开各种会、去各部门交材料。以创新立命的高校教师群体，一方面在用哲人的沉思与精到的话术高扬“人”必优于“人工”、“智慧”远超过“智能”的论调，写出了一篇又一篇论文来说明，而他们很多人可能都没有认真深入地使用过智能模型。另一方面，沿袭自己习惯了的教育教学范式，对智能技术的陌生与焦虑，不得不说怀有哪怕一丝的畏难或抵触情绪，乃至恐惧心理。如此，何以承诺引领时代？

　　2025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了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强调要统筹推进高校育人方式、科研范式、办学模式、治理体系等方面改革，系统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2025年，张应强教授在纪念《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40周年的文章中指出，确立教育方针的历史性突破具有正本清源、回归正道之功。我们所强调的教育方针，归根结底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落到人的生成与发展这个根本点上。换言之，如果我们全部的教育工作不是以这个为根本、为中心的话，那么就要正一正本、清一清源。

　　其一，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将持续提升。《规划纲要》明确了今后的工作目标：到2027年，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全面提高；2035年，高质量教育体系全面建成。受国际环境变化与新发展形势的影响，高层次人才回流、留学生归国人数上涨等已成为我国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转型背景下的普遍现象。建设重要的世界人才中心与创新高地，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目标，自己培养的学生质量才是硬标准，我国自主培养的各级各类人才，将会带给我们更多惊喜。

　　其二，学科专业动态调整将持续深入。受人口变化、经济发展、就业环境等多重因素叠加性影响，高校也确实进入到了以更加适合、优质的人才供给社会与市场需要的攻坚期了。以我比较熟悉的师范教育领域来看，2025年，不少省市的幼儿师范专科学校已在政策引导下开始转型，或“因利乘便”从幼儿“转移”到“养老”，或对接多元化职业类型，与另一种强调师范院校坚守师范教育“主责主业”的声浪两两相对，时代变局带给我们的疑惑恐会越来越多。《调整方案》所规定的，无论是超常布局新学科，还是盘活优化存量，抑或智能化改造升级，都会在2026年进一步成为现实景象。我们所需要把握的，就是保持一定的理性，一切还是以学生发展与社会需要的辩证统一规律为根本准则。以文科为例，2025年复旦大学校长金力院士一番“裁减文科专业、压缩文科规模”的言论在网上引发热议，文科的全球性危机、价值及其发展路径问题一时众说纷纭。对此，还是要相对冷静、眼光长远地来看待，诚如邬大光教授所言，如今大面积裁撤的，或正是当年一窝蜂上马的，这是我们需要吸取的教训。对学生的承诺，有志趣也有实用，有物质也有精神，有眼下也有长远，不能只看一面。

　　其三，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将持续深化。如何避免让我们的学生在“两套系统”里疲于应对、左支右绌，是当前高校人才培养、课程教学体系改革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一方面，课程教学会更强调产出导向，服务于学生的务实需求；另一方面，高校也要持续渗透为未来社会培养人的理念，给予学生以超越性。最为迫切的，应是以当前的教育教学审核评估、专业认证等为契机，做好“减法”，而不是出一个政策搞一门课、越改越多、以增代改、舍不得老物件、丢不掉旧规矩，要让学生学透几门课，有时间自由地在大学里濡染浸渍，否则我们可能就真的连“知识贩卖之所”“职业资格养成之所”都算不上了，而会越来越无力回应学生对我们的质疑：我们上学就是为了让老师不失业、让学校能创收、让城市有消费者？再有，如若我们忘了学生才是立教之本的话，未来的人口格局之下，我们“求学生来上学”的时候早晚会补上“这一课”。各种政策文件强调，要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对学生而言，无论是经济学意义上的“顾客”，还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公民”，还是统计学意义上的“多数”，还是教育学意义上的“主体”，他们的“满意”都很重要。

　　其一，高校教师会更加自觉践行这种精神。教育是一个有魔力的场域，身处其中的教师会形成一种角色理性，极其注重自己的形象示范作用。2025年，由于课题及论文均与“教育家精神”有关的缘故，我系统地阅读了潘懋元先生的著作及文章，一种教之大者的力量不时令我眼含热泪：高等教育学这条路不容易！潘先生不容易！一辈子做一名好老师不容易！多少次，导师张应强教授对我关怀指导的画面、话语，出现在我脑海里。好的，就是这样，传达善意是教育最高的旨意。我未尝有半刻在学生面前懈怠，我真诚地向学生敞开自我，一年的时间里，100多位学生加了我的微信，我们互相交流、互相关注；我和学生说，不必在意给我发信息的时间，因为我比他们睡得晚、起得早，交流的、指导的信息即便在我做饭、坐公交的时候，都尽量第一时间回复。请务必相信，我们大学的绝大多数老师，都是有一份爱生之心的，只有极少数人能成为教育家，但体现教育家精神的画面确然随处随时可见。

　　其二，青年教师发展制度改革会持续深化。个人认为，理想目标的达成，一靠自觉，二靠制度。如今，高校教师的自觉其实比较充实了，关键在于制度，尤以考核评价制度为紧要。我们的所期待的便是如《建设意见》所倡导的那样，让高校青年教师能够真正把本职工作做顺、做好。如今，绩效考核是关联教师“身家性命”的东西，为此疯狂为此焦虑，但我们务必要知道，好东西绝不是靠制度施压能出来的。做这份工作，大部分教师的收入甚至还算不上体面，他们所求其实已经不算多了，如研究者所说，大学教职主要是一种“高门槛、弱激励”的工作，大奖重罚实乃下策。张应强教授认为，过度的问责会造成问责失灵，教师或恶化竞争、铤而走险，或佛系躺平、再无斗志。因此，青年教师职业发展制度的深化改革，会成为很多高校2026年继续探索的重点工作内容。

　　其三，高校教师将面临高教新形势的挑战。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京召开，审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要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按照学者的研究，未来十几年高校入学人数会经历稳增、猛增到骤降的变化，相应地，正如2025年学前、小学教育阶段师资减少、转岗的情况一样，高校专任教师需求也会大幅降低。尽管十年看似遥远，但对青年教师来说是必经阶段，一种人口—教育链条引发的震荡波早已提前袭来。那么，这十年是不是就稳妥了呢？恐怕也不好如此乐观。在“十五五”规划谋篇开局之际，从国家到地方的高等教育规划都集中释放了一个信息：优质本科扩容，增加硕博生招生数量。这意味着，高学历人才市场会更加拥挤，进入高校的门槛会越来越高，应聘者会越来越优秀，职业竞争会越来越激烈。以我个人的感觉，无论是近年，还是十年后，高校教师，尤其青年教师会经历不少的冲击与刺激。

　　其一，高等教育分类建设将持续推进。《规划纲要》明确强调，要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明确各类高校发展定位，支持理工农医、人文社科、艺术体育等高校差异化发展。由于等级化鄙视链、一元化评价标准、社会心态与文化认知等系统性因素的影响，我国高校长期存在层次明显、类型不彰的问题。通过政策引导，尤其是近年来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努力，这种情况已经在改变之中，人们心中的“成见大山”也不再那么不可撼动，不少考生和家长已经自觉、务实地选择了更适合的高校。唯有如此，才能各自贡献属于自己独特的力量，培养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阎光才教授早在分析教学与科研关系迷局时指出，平衡不同层次或类型的关键在于，能否打破固定的等级化资源分配框架。未来，如何通过分赛道建设、多元化评价，尤其科学合理的资源分配，实现层类嵌套、各展其长的目标是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其二，以改革发挥系统集约效力是重要方向。如潘先生所倡导的，我们不能单纯地用职能标准对高校加以分类，如科研型、科教型、教学型等，因为每一所高校几乎都是职能复合型的。但是，我们确实有必要深入思考一下不同院校的职能差异，在贡献知识方面，研究型大学始终将扮演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角色，而地方院校在服务区域发展方面是责无旁贷的，只是应转变一种学术观念，或说用博耶等人倡导的多元学术观来审察高校及其教师的工作。据个人体会，地方院校不宜在原创科研方面过多地耗费精力和资源，有些对标或承接上级管理部门的纵向项目及空转资源的横向项目必要斟酌一番，尽管这是获得评价体系认可的“高大上”指标，而是将其用在教学、教研、应用方面，落实到改善教师教与学生学的体验、支撑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之中，从而避免跟风的、重复的、虚浮的研究，使资源要素以集约有序的方式发挥效力。

　　其三，人工智能还将继续深刻构造高教系统。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人工智能都已成为新的增长极，也对我们的高等教育生态进行了全面的渗透与改造。从教师的教学到学生的作业，从论文的写作到场景的建构等等。对此，我想我们真正的英勇或许不在于片面强调人的不可替代性，而是直面这种挑战，应对这种变化。历史经验证明，时代大潮，浩浩荡荡，深闭固拒无异于掩耳盗铃，最终也终将被时代浪潮卷至淘汰的境地。基于此，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人工智能“人”化、“主体”化的状态，正如华东师范大学率先征集以AI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那样，以一种极有必要的想象力反思基于人的哲学体系，重审我们当下的高等教育，或许才是2026年及以后的重要事项。